發表於 2010-8-18
大狀偷胸圍案周五審 馬浩輝主動申撤執業資格
(明報)2010年8月18日 星期三 05:10
【明報專訊】前執業大律師馬浩輝今年5月捲入懷疑偷竊褻衣案，他被指在坪洲偷取村民曬晾的4個胸圍及女裝內褲，早前已被正式落案起訴一項盜竊罪，案件本周五在東區法院提堂。據悉，馬浩輝在事發後已主動申請撤銷大律師執業資格。
根據大律師公會網頁，馬浩輝已在大律師名冊中除名。記者昨曾致電他查詢，但至截稿前未能聯絡上。
44歲的馬浩輝，早年在亞洲電視新聞部任職記者，曾於珠海學院新聞及傳播學系及浸會大學 會計及法律系兼任講師。他擁有法學士（倫敦 大學）及法學碩士（香港大學 ）等資格，2000年開始執業大律師。
馬浩輝於2006年曾收取象徵式兩元律師費義助小販打官司，又曾代表民間電台應訊，今年3月更與資深大律師李柱銘等人組織「十大狀」，免費為遭檢控的社運人士打官司。
坪洲偷4胸圍1內褲
據報，今年5月3日中午，一名40歲姓羅女子報案，指一名可疑男子在坪洲永利街偷竊村民在室外曬晾的褻衣，村民曾尾隨追截，但讓疑人逃去。警員接報趕抵，在附近一個垃圾桶檢回被盜褻衣，包括4個胸圍及1條女裝內褲。
警員在現場蒐集證據時檢獲一個銀包，內有身分證明文件。警員根據資料在島上兜截，至當晚7時許在坪洲永安橫街拘捕馬浩輝，他被捕後向警員自稱是大律師。馬浩輝及證物一併由水警輪送往坪洲所屬警區的長洲 警署調查，他稍後准以1萬元現金保釋候查。
現場檢銀包 警兜截拘被告
根據大律師公會守則，若大律師干犯牽涉不誠實或令行業蒙羞的刑罪行且被定罪，必須向大律師公會報告。大律師公會將考慮定罪的性質及案情，若牽涉違反公會守則，公會有權向大律師展開紀律聆訊；一旦牽涉更嚴重違規，事件會轉交獨立的大律師紀律委員會調查，委員會可向大律師作出停牌或除牌命令。
馬浩輝否認控罪 大律師涉偷底褲
前執業大律師兼前亞洲電視記者馬浩輝，被控於今年5月3日在坪洲永利街偷竊女士內衣，昨早於東區裁判法院提堂。馬浩輝昨日否認一項盜竊罪，案件押後至10月19及20日審訊。
44歲的馬浩輝昨日於庭上神態自若，不時與身旁的妻子，亞視前新聞主播陳寶寶對話，未似有緊張情緒，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涂謹申亦有陪同馬浩輝到庭。馬聽着庭上宣讀控罪時，表情未有異樣。當裁判官問他：「是否承認控罪？」馬清楚地回答：「不認罪。」其後裁判官宣布，押後案件至10月19及20日審訊。
控罪指出，馬浩輝在今年5月3日，在坪洲永利街偷竊女士內衣，包括4個胸圍及1條女裝內褲。控方表示，將傳召15名證人，當中包括7名市民，涉案女事主及調查的警員作供，控方亦會在庭上呈交一段長約十數分鐘的閉路電視片段。
根據大律師公會網頁，馬浩輝已在大律師名冊上除名。據悉，馬浩輝在事發後，已主動申請撤銷大律師執業資格。馬浩輝擁有倫敦大學法學士及香港大學法學碩士等資格，早年於亞洲電視新聞部任職記者，曾於珠海學院新聞及傳播學系，以及在浸會大學會計及法律系兼任講師，2000年開始做執業大律師。
馬浩輝於2006年，曾象徵式收取兩元律師費義助小販打官司。當時食環署人員指小販李就的攤檔帳篷阻街，欲票控李就，但李就拒絕出示身份證及小販牌照。李就後來收到控告「阻街」傳票，認為控方供詞跟事實不符，否認控罪。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得悉此事，代邀馬浩輝義務協助，並象徵式收取兩元律師費，案件最後裁定李就罪名不成立。
與泛民主派友好的馬浩輝又曾幫助民間電台打官司，亦曾與妻子出席涂謹申的婚禮。今年3月，馬浩輝與資深大律師李柱銘、戴啓思、何俊仁等人組織「十大狀」，為遭檢控的社運人士免費打官司。
今年5月3日中午，一名40歲姓羅女子報案，指一名可疑男子在坪洲永利街偷竊村民在室外晾曬的內衣，曾有村民追截疑犯但不成功。警員接報到場，在附近一個垃圾桶檢回被盜內衣，並在現場檢獲一個銀包，內有身份證明文件。警方在當晚7時許根據資料，在坪洲永安橫街拘捕馬浩輝，並准許以1萬元保釋候查。
2010年 08月 20日
【香港商報】訊 曾任記者和學院講師的前執業大律師馬浩輝，涉嫌在今年5月初在離島坪洲偷竊女村民的胸圍被捕，他被控以一項盜竊罪，案件昨於東區裁判法院提訊，被告否認控罪，案件押后至10月19日進行審訊，其間准以一萬元保釋。據悉，馬浩輝事發后主動申請撤銷大律師資格。
控方將傳召11名證人作供
剪了一頭短发的被告馬浩輝，昨身穿西裝、在妻子陳寶寶和立法會議員涂謹申陪同下到庭應訊，其間表現冷靜·當傳譯主任讀出控罪后，他一改平時在法庭雄辯滔滔的表現，只輕聲回答不認罪，相反其妻子神情輕松，不時面露笑容。
控罪指，被告馬浩輝(44歲)於今年5月3日在坪洲好景台永利街一號地下外，偷竊一件價值360元的白色底有紅色邊胸圍，為羅×琪財產。
控方在庭上表示，審訊時將傳召11名證人，其中7名為市民，會依靠一段為時10多分鐘的閉路錄影片段，被告聘請了李柱銘的兒子李祖貽為代表律師，李大狀指，辯方除被告外，不會傳召其他辯方證人，亦不會爭議證供，預期審訊2天。
據悉，控方會依賴被告愉景灣住所電梯的閉路錄影片段，片段拍攝到被告在案發前，手持環保袋離開住所，之后回家時，便換了另一件衣服和沒有手持環保袋，案件發生於中午12時，2小時后有人報警，該區船家憑身型和衣著，認出被告當天曾乘搭船隻往坪洲，其間有途人在垃圾桶發現被告銀包和女性內衣褲，事后報警。
Trial
2010年10月22日香港前執業大律師馬浩輝涉偷女性內衣案開審
香港中通社10月21日電 香港前執業大律師馬浩輝涉嫌偷竊女性內衣案，21日在東區法院開審。
44歲的馬浩輝被指在今年5月3日中午，在坪洲永利街偷去價值360港元的女性內衣。他否認控罪。案件預計審訊兩天。
一名坪洲女街坊作供說，當日從家中窗戶向外望，看見被告在隔鄰房屋的晾衫架，偷走內衣，放入環保袋，當時清楚見到被告的樣貌，她未能成功追截。後來與其他街坊在附近一個垃圾站，找到有關的環保袋，發現女性內衣及銀包，銀包內的証件屬于馬浩輝。這名街坊又說，傍晚與警員在坪洲街頭，認出被告。
另一名坪洲居民作供時表示，由于被告□型特別，以及神情慌張，所以能夠認出他的樣貌。
馬浩輝過去曾在多間電子傳媒任職記者，十年前取得大律師資格，但案發後大律師名冊上已不見他的登記名字。
馬浩輝不認罪，法庭稍後會審訊案件，控方表示會傳召10名証人，部分是離島居民。(完)
東方日報 2010年10月23日
辯方質疑警方 設計捉馬浩輝
大律師馬浩輝涉嫌在坪洲偷胸圍案，曾參與追截內衣賊的街坊昨于東區法院供稱，當日追賊失敗後往掉垃圾，竟給他發現垃圾桶內有三個胸圍，胸圍之上有一個銀包，一打開便見到印有相片的大律師公會證件。而本案被告馬浩輝就是在事發當日下午到警署報失，說在當日早上至下午二時間于愉景灣附近遺失該銀包。而辯方則繼續質疑是警方設計，令被告再遇上目擊證人。坪洲好景台街坊胡先生供稱，在今年五月三日（事發日）中午十二時半，他外出準備倒垃圾，鄰居鄭小姐向他求助，指有內衣賊出現。他便拿著垃圾追截，失去賊人蹤影後才到垃圾站掉垃圾。當他走到垃圾桶旁便見到桶內有三個胸圍，胸圍上有一個銀包，遂拾起銀包給鄭小姐看，鄭一看證件上照片便咬定：「系呢個人喇」。辯方律師盤問時特別向胡提問：「你知你會做控方證人，但你案發第二日仲接受《蘋果》訪問喎？」胡亦直認不諱。
失竊住戶羅小姐則供稱，當日警方帶她到垃圾站辨認胸圍，但在途中的地上，又給他們再找到其餘的兩個胸圍。而本案控罪涉及的白色胸圍則屬於她侄女的。
而辯方則繼續以認人過程有問題的方向辯護。負責調查案件的警員吳昌浩指稱，當晚尾隨目擊證人鄭小姐在坪洲兜截，約二十分鐘後鄭便指被告是疑犯，他遂拘捕被告。
辯方卻提出，當日是被告獲通知到坪洲警署取回銀包，但到埗時警方又著他稍等並叫他先晚膳，不久便致電叫被告折返，就在被告步出酒家前往警署的街上遇到鄭小姐。
辯方又質疑吳：「事發後咁耐先去兜截，而警方打電話叫被告去攞番銀包，佢一行出酒家就遇上鄭小姐，系咪非常巧合呢？我話其實警方因為個銀包而一早懷疑佢系賊，就叫鄭小姐響嗰度等佢，鄭小姐就系咁先認出佢。」
惟吳堅決否認有預先安排，更指兜截時間、路線全由鄭小姐主導，但他亦同意被告與鄭小姐的相遇：「真系非常巧合囉！」案件下週二續審。
Verdict
前執業大律師 即時提出上訴 馬浩輝偷胸圍罪成罰款
[2010-11-30]
曾任職亞洲電視記者及大專院校講師的前執業大律師馬浩輝，今年五月在坪洲偷竊女村民一個價值360元胸圍，29日被裁定一項盜竊罪成。裁判官溫紹明判刑時稱，控方證人與被告並無過節，沒可能誣衊被告，惟顧念被告背景及職業、盜竊物品價值不高，故判他罰款3000元；馬已就此案向法院提出上訴。
本報記者黃文靜香港報道
前大律師馬浩輝因偷胸圍罪成，29日被輕判罰款。據悉，在這宗偷胸圍案發後，馬主動向大律師公會除名，他當日被判刑後，即透過律師行表明他已即時向東區裁判法院遞交了一份上訴通知書，就定罪提出上訴。
東區裁判法院裁判官溫紹明在裁決中指出，控方女證人、坪洲女村民鄭麗珍證供誠實可靠，將被告的動態描述得非常清楚，例如她觀察被告在案發現場附近漫步十分鐘，當被告轉身時又看到他的側面一至兩秒，觀察他是否在做犯法行為，而他們二人當時相距十尺，證人亦能將事件描述得清楚細緻。
裁判官又指出四項環境證供加強了被告必定是偷竊者；首先被告案發時身處坪洲；雖然被告在被捕時及犯案時的衣著不一，但證人鄭麗珍形容被告案發時衣著及髮型等，與警方在其寓所電梯內的閉路電視中顯示事發當天衣著吻合，加上失竊的內衣與被告遺失的錢包亦被棄置在同一垃圾桶內，而被告出門時帶有環保袋，而回家時卻沒有環保袋，這實屬可疑之處。
官指證人沒可能誣衊
對於辯方質疑警方安排目擊女村民在坪洲碼頭兜截「認人」，裁判官認為，她完全不認識被告，與被告無過節，沒可能誣衊被告，加上警方亦不能預計被告何時何處會出現，故沒可能製造機會令二人巧遇。溫官最後顧念被告有良好背景及職業，定罪本身已對其是最大懲罰，加上本案盜竊物品價值不高，故判被告罰款3000元。
44歲的馬浩輝現報稱無業。控罪指他於今年五月三日，在坪洲好景台永利街一號地下，偷竊一件價值360元的白色紅邊胸圍，為姓羅女士財產。
曾任大律師公會主席的立法會議員湯家驊稱，因被告在案發後已自動申請在大律師公會除名，由於其名字已不在名冊內，故定罪後亦不會對其作出紀律聆訊。湯家驊又稱，除非是監禁式的刑罰，才留有終身案底，否則一般的案底在兩年後會自動消失，而被告亦可再次向律師公會申請，除非有投訴，否則在通過評審後或可再次執業。
[2010-11-30]
香港文匯報訊 曾任記者及大專院校講師的前執業大律師馬浩輝，今年5月在離島坪洲偷竊女村民胸圍，昨在東區法院被裁定一項盜竊罪成。裁判官姑念被告有良好背景及職業，而且盜竊物品價值不高，判其罰款3,000元。馬浩輝已向法院提出上訴。
44歲被告馬浩輝，現報稱無業。控罪指，他於本年5月3日在坪洲永利街1號地下，偷竊屬於姓羅女子一件值360元的白色底紅色邊胸圍。
官指控方首名證人誠實可靠
裁判官溫紹明裁決時指出，控方首名證人證供誠實可靠，把被告的動態描述得非常清楚。另4項環境證供，也加強證明被告是偷竊者。首先，他案發時正身處坪洲。雖然被告被捕時及犯案時衣著不一，但證人形容被告案發時的衣著、髮型等，與警方當天在其寓所電梯內的閉路電視中顯示的衣著吻合。另失竊的內衣與被告遺失的錢包也被棄置同一地方。而被告出門時帶有環保袋，回家時卻沒有環保袋。
指警與證人誣蔑毫不合理
辯方早前質疑，警方與證人合謀指證被告，裁判官認為辯方說法毫不合理。因為，被告與證人毫無恩怨，沒可能誣蔑被告。而警方也不能預計被告於何時何處出現，沒可能製造機會讓2人巧遇。溫官姑念被告有良好背景及職業，定罪本身已是最大懲罰。加上所竊物品價值不高，故判其罰款3,000元。
案情指出，本年5月初，被告於坪洲居民寓所附近鬼鬼祟祟。案中控方證人發覺，被告把晾衣架上的女性內衣放入環保袋內，於是喝止。被告轉身逃跑，證人要求男街坊上前追截，惟被被告逃脫，後在垃圾堆中發現一些女性內衣及被告錢包後報警。
從事新聞業12年的馬浩輝，曾任職亞洲電視新聞部記者，又於珠海學院新聞及傳播學系當兼職講師及浸會大學會計及法律系兼任講師，妻子是前亞洲新聞部記者陳寶寶。他自2000年10月起，成為執業大律師。
案發後，馬主動申請暫時撤銷其大律師執業資格。大律師公會表示，會慎重考慮馬浩輝的定罪。假如認為其行為構成專業失當會進行聆訊，公會有權對他作出譴責、暫時吊銷其執業資格，或從大律師登記冊中刪除其姓名。
2011-7-13
偷胸圍案馬浩輝上訴失敗
【大公報訊】曾任職亞洲電視記者和大專院校講師的前執業大律師馬浩輝，去年在坪洲偷胸圍，被裁定盜竊罪成，高院駁回其上訴，維持原判。法官張慧玲在判辭中表示，認同警方所講，被告在街頭被目擊者認出，毋須再安排正式認人手續，過程並沒對被告不公平。馬浩輝在庭外表示，會上訴到終審法院。
代表馬浩輝的資深大律師李柱銘早前在庭上說，警方沒進行正式認人手續，證人在庭上也不肯定在正式認人手續上一定認出被告，認為對被告不公平。控方則指出，跟胸圍同被掉在垃圾筒的銀包，內裡有齊現金和信用卡，不可能有賊人不取走財物而丟到垃圾桶內，只可解釋被告就是偷胸圍的人。
案情顯示，去年五月三日，馬浩輝（四十四歲）在坪洲好景台永利街，偷一個三百六十元的白色紅邊胸圍時被人發現。警員之後在垃圾桶發現被偷的胸圍和馬浩輝的銀包，被告到警崗認銀包時，被目擊者認出，當場被捕。馬浩輝被裁定盜竊罪名成立，罰款三千元
HCMA30/2011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刑事上訴司法管轄權
定罪上訴
案件編號：裁判法院上訴案件2011年第30號
(原東區裁判法院案件2010年第351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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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別行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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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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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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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浩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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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審法官：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張慧玲
聆訊日期：2011年6月23日
裁決日期：2011年7月12日
判案書
控方案情
3. 本案唯一目擊證人是控方第一證人。控方第一證人指在案發當日正午時份，她目睹一名男子行經她寓所窗外，在她對面屋的冷氣機停下，其後掛在冷氣機鐵框的晾衫架轉動。控方第一證人見到該名男子「揳」了一些東西入他身上携帶的環保袋。控方第一證人知道該男子偷竊，曾經喝過該男子。該男子轉頭望向控方第一證人，為時約一至兩秒。控方第一證人能夠清晰看見該男子的面貌，該男子立刻逃走。控方第一證人追出，但已不見該男子踪影。控方第一證人剛巧遇見正在前往預備「倒垃圾」的鄰居 (即控方第二證人)。控方第一證人將有人偷竊此事告知控方第二證人。在兩人交談期間控方第一證人目睹該男子的背影在垃圾站附近經過，便告知控方第二證人。控方第二證人立刻追往垃圾站，但已不見該男子踪影。控方第二證人看見在垃圾站內其中一個已滿的垃圾桶上有幾個胸圍，而胸圍上有一個銀包，銀包內有照片和卡片。不爭議的事實是銀包屬於上訴人所有。
4. 控方第二證人拾起銀包，返回與控方第一證人會合。控方第一證人指她並沒有打開銀包看看，但控方第二證人指控方第一證人打開銀包，看過照片後便說：「係嘞，呢個人嘞。」控方第二證人報警，警員 (即控方第十證人) 到場調查。控方第二證人將該銀包交予控方第十證人。控方第十證人相信銀包物主有可能是偷竊內衣的賊人，因此他通知水警控制室通緝銀包的物主——即上訴人。
6. 控方第一證人在庭上就該男子所作的描述更為詳盡。她指該人年約30 多歲，身材略胖，高約5 呎5 吋，戴黑色粗框眼鏡，髮型是頭頂部分稍長，兩側頭髮則較短，上身穿著黑色T恤，下身穿長度過膝的白色或米色褲 (板仔褲)，揹著一個白色環保袋。
8. 證供顯示上訴人在案發當日乘搭上午11 時40 分的街渡由愉景灣前往坪洲，在同日下午1 時乘搭街渡由坪洲前往愉景灣。負責駕駛街渡的控方第八證人作證指，上訴人在由坪洲前往愉景灣的街渡上時，須花費多時才找到足夠的輔幣付款。
9. 在同日約下午2 時15 分，上訴人前往大嶼山北分區警崗，向警員 (即控方第五證人) 報失。上訴人指稱在早上9 時至下午2 時期間，在愉景灣一帶遺失一個銀包和他的身分證。上訴人的居所是位於愉景灣。
10. 駐守坪洲警崗的警員 (即控方第九證人) 指稱，他知悉有關偷竊案件後，曾到現場調查。他知悉警方撿獲一些內衣和一個銀包，銀包內有上訴人的證件。他祇知道銀包與內衣在同一個垃圾站找到，但不知道位置的細節，不肯定兩者一定有關係。他收到上司的指示，將內衣和銀包分開處理，他便指示同事將原本的案件分拆為兩宗：一宗是原本的盜竊案，另一宗是「撿獲財物」案件。
11. 控方第九證人在下午4 時50 分接獲通知，銀包物主會與坪洲警崗聯絡。在同日下午5 時17 分他接到自稱是銀包物主的男子來電。控方第九證人要求該男子帶同身分證明文件前往坪洲警崗認領失物，但該男子要求警方將銀包送往愉景灣。鑑於身分未確定，控方第九證人拒絕該男子的要求。
12. 同日下午6 時43 分，上訴人與妻子一同到達坪洲警崗領取銀包。由於當時控方第九證人的同事仍在處理將案件分拆後須要重新輸入電腦此程序，控方第九證人便建議上訴人在警崗等候，或留下聯絡電話後離開警崗。上訴人留下聯絡電話後便離開。控方第九證人不知道上訴人前往何處。
13. 因為控方第一證人在錄取口供完畢後表示要回家完成工作，不能即時協助警方兜截疑人，故警方其後在同日下午約6 時許與控方第一證人聯絡。控方第一證人與警方人員會合後，在碼頭附近隨意行走，看看是否會見到該名男子。負責陪同控方第一證人兜截疑人的是駐守長洲分區刑事調查隊的探員 (即控方第六證人)。控方第六證人否認他預先知道上訴人會前往坪洲警崗領取銀包而故意安排控方第一證人兜截疑人，讓控方第一證人遇上上訴人。
14. 控方第一證人指稱她不知道警方是否故意安排她遇上上訴人，她亦不知道上訴人會出現。控方第一證人指在兜截行動進行時，她在街上見到一名男子經過，雖然該男子換了衣服 (當時該男子身穿藍色上衣和藍色牛仔褲) 和沒有戴眼鏡，她仍能認出該名男子就是她早前目睹偷竊的男子。她指她在兜截時見到該名男子的髮型和外貌與她早前見到的男子一模一樣。該男子面露驚慌之情，步入坪洲警崗，控方第一證人告知控方第六證人，控方第六證人進入警崗，拘捕上訴人。控方第六證人同意控方第一證人遇上上訴人是非常巧合。
16. 警方在案發後8 天取得安裝在上訴人居住大廈電梯內的閉路電視錄影帶，可見上訴人在案發當日離開住所時，身穿黑色有圖案T恤、白色過膝短褲、揹著一個白色有圖案的環保袋。不爭議的事實是上訴人回家時閉路電視顯示的影像是上訴人沒有携帶該白色環保袋。
辯方案情
17. 上訴人選擇不作證，但傳召他的妻子作證。上訴人妻子指她與上訴人前往警崗取回上訴人的銀包，但警員表示仍在輸入電腦資料，建議兩人吃點東西後再回來，他在完成程序後會通知上訴人，她與上訴人便前往警崗對面的酒樓。坐下不久，上訴人便接到通知可以取回銀包。上訴人離開了酒樓。稍後上訴人致電給她，表示遇上麻煩。她立即前往警崗，結果知悉上訴人被捕。
上訴理由
(1) 裁判官在考慮控方第一證人「認人證供」可靠性時犯錯，因此「認人證供」不可靠；及
(2) 裁判官的口頭裁決與書面裁斷陳述書有分歧。
上訴理由 (1)
「a. 他錯誤地裁定控方第一證人對偷竊控方證物P.1的人的觀察並不是在『驚鴻一瞥』(fleeting glance)下作出的，因而錯誤地沒有依循Turnbull案訂下的指引；
b. 控方第一證人在盤問中承認如果警方安排列隊認人手續，她是有可能認不出上訴人的。原審裁判官錯誤地沒有考慮到該答案正顯示控方第一證人的認人證供基本上是不可靠的；
c. 他沒有考慮及處理控方第一與第二證人之證供上的矛盾 (即控方第一證人否認在現場曾觀看過上訴人的銀包內的照片，而控方第二證人堅稱控方第一證人在現場的確有觀看過上訴人的銀包內的照片)；
d. 他在考慮控方第一證人案發當晚在坪洲警崗外遇見上訴人之街頭辨認 (street identification) 是否警方刻意安排時，錯誤地：
i. 忽略各控方有關證人證供上的矛盾；
ii. 忽略控方證人證供為過度巧合而不可信；及
iii. 沒有裁定該街頭辨認是警方刻意安排的。
e. 他在考慮該街頭辨認是否純屬一個巧合抑或是為警方刻意安排的一點上，及考慮究竟上訴人是否必然就是控方第一證人目擊偷竊控方證物P.1的人的一點上，採納了兩個截然不同、並對上訴人更為不利的基準，進而沒有合理地考慮控方實未能於毫無合理疑點的基礎下證明該街頭辨認不是警方安排的。」
20. 李資深大律師及李大律師在他們呈上的書面陳詞已經非常詳盡列出他們的論點，及引述有關謄本以支持他們的論據。李資深大律師在作出口頭陳詞時亦已向本席強調他認為重要的範疇。本席認為無須在此將所有陳詞一一羅列。
23. 根據警員其後發出的通緝疑犯通告，被通緝的人是年20至30 歲，穿著黑色T恤、白色褲、肥身材、短髮、戴黑色框眼鏡。控方第一證人祇是在作證時才給予更為詳盡的描述，控方未能排除控方第一證人所給予警方的描述是在看過上訴人的照片後才說的。上訴一方亦指控方第一證人所描述的男子與閉路電視錄得上訴人的外型衣著並非「一模一樣」。
24. 其後控方第一證人在警方安排下兜截疑犯。上訴一方指所有證供都指向警方是故意安排控方第一證人在街上「遇上」上訴人而辨認上訴人的。上訴一方舉出以下例子：既然到場的警員已經認為銀包內證件顯示的男子有可能是偷竊的男子，他通知水警控制室通緝銀包持有人 (即馬浩輝)，警方原本是用同一案件號碼處理偷竊案件及撿取了一個銀包，為何其後將兩件案件分開呢？既然警方電台已發出通告，為何控方第六及第九證人均聲稱他們不知道銀包擁有人是因盜竊罪被通緝呢？控方第一證人稍後被安排在街上兜截疑犯，上訴人雖然已經到達警崗，但警員卻要求他稍後才前往領取銀包，造成上訴人在街上被控方第一證人遇上….等等的情況。上訴人指裁判官不應裁定警方並無刻意安排街頭辨認。
26. 上訴一方指，即使警方無刻意安排控方第一證人「遇上」上訴人，控方第一證人確是剛好遇到上訴人。警方亦應安排正式列隊認人手續，以測試控方第一證人的認人證供是否可靠——尤其是控方第一證人在盤問時曾同意若她指出的男子在一列外表相若的男子中，她「未必認到」、「有可能認到；有可能認唔到」、「一半一半囉」，可見控方第一證人不能夠肯定在認人手續中可以認出上訴人。警方不安排認人手續是剝奪了上訴人的權利。
27. 上訴一方引用英國案例R v Andrew Robert Nicholon[2],
Parry v Director of Public Prosecutions[3]及R v Nagah[4]以支持其論點。
答辯人回應
29. 答辯人代表署理高級助理刑事檢控專員許紹鼎回應指，控方第一證人的觀察並非「驚鴻一瞥」，她對涉案偷竊男子的觀察雖為時頗短，但質素甚佳。裁判官不同意是「驚鴻一瞥」是有理據的，況且裁判官亦已提醒自己有關Turnbull的指引。
31. 許專員認同裁判官無明言他如何處理控方第一證人和控方第二證人就控方第一證人是否曾看過上訴人的照片所產生的分歧，但許專員指裁判官在裁斷陳述書內已指出控方第一證人不可能受到上訴人的照片影響。許專員亦陳詞指，即使本席認為控方第一證人的認人證供是「驚鴻一瞥」，本案仍有多項強而有力的環境證供，支持上訴人實為偷竊者此認人證供的準確性。
32. 就控方第一證人能否在列隊認人手續認出上訴人，許專員指那是一「假設性」問題。許專員指綜觀控方第一證人的答案，可見她不知道何謂「正式認人手續」，她不知道何時會進行有關手續，亦不知道屆時疑人的外貌會否有變，才害怕她到時不能辨認。裁判官認為控方第一證人就此「假設性」問題所作的答案並不影響控方第一證人認人證供的可靠性。許專員指裁判官此分析合理正確。
34. 許專員亦指出，基於控方第一證人在案發後數小時已在街上辨認出上訴人，而此「街頭辨認」並無不公之處，根本毋須再進行列隊認人手續。許專員指上訴一方引用的三宗英國案例都是有關英國當地法庭根據Police & Criminal Evidence
Act 1984 (C 60) 就認人證供方面制訂的「工作守則」，分析應否接納一些影響審訊公正性的證據所作的討論。該些法例和「工作守則」本港並不適用。再者，該些案例都指出在違反「工作守則」的情況下沒有進行列隊認人手續這事實，祇是法庭考慮認人證供整體的可靠性時參考的其中一項因素。
討論
36. 裁判上訴是以「重審」方式，依據在原審裁判官席前的證供證據(若上訴庭批准新加證據亦列入依據之列)進行 ：案例周紹斌(譯音)訴香港特別行政區[5]。本席認為就案情事實，上訴庭須顧及原審裁判官有耳聞目睹證人作證此優勢，上訴庭不能依賴書面謄本認定證人是否可信可靠 ：案例Raymond
Chen v HKSAR[6]，就某證人是否可信可靠，純在原審裁判官決定的範疇內。但若原審裁判官所作的事實裁斷不合情理、不合邏輯、有固有不可能性存在；或原審裁判官在處理證供時，就重要事項作出錯誤引述、或有遺漏、或不曾作考慮分析，定罪會是不安穩的。
「24. 首先，雖然法庭同意事發時控方第一證人對被告觀察的時間頗短，但法庭不同意那是如辯方所說的『驚鴻一瞥』。根據控方第一證人證供，她在一分鐘內曾兩次觀察被告，第一次維持了漫步約十步的時間，當時控方第一證人觀察到被告的側面，第二次就是控方第一證人喝止被告而被告轉面時，觀察維時約一至兩秒，觀察時間雖短，但控方第一證人對被告顯然留下深刻的印象，她對被告當時的髮型、衣着、身型等均有非常清晰細緻的描述。事發時是大白天，控方第一證人當時正專注觀察被告是否正在從事犯罪行為，她與被告距離在10呎之內，事實上不論在庭上還是事發當日錄取的證人口供，她對被告外型的描述均非常清晰細緻。」
「12. PW1作供時亦對賊人的髮型 (唔長唔短，外面長，裡面短，上面長長地，下面就短)、年齡 (三十零歲)、身型 (唔肥唔瘦，少少肥)、身高 (約五呎五吋)、衣着 (黑色T-shirt、白色或米白色過膝的板仔褲、有戴黑色粗框眼鏡)、所物件(白色環保袋) 均有非常清晰細緻的描述 (AB131L-132E)。PW1亦能指出賊人的『輪廓』(肥肥地，面長長) (AB133C)。當被問及為何當晚於海景海鮮酒家門外看到上訴人時，能肯定他就是賊人，PW1說她能從上訴人的髮型、『眼神』及外型認出他便是較早時看見的賊人。於盤問時，PW1亦表示她『故意記實』賊人的『樣貌』和『特徵』(AB192P)。
13. 從以上可見，PW1對賊人的觀察，雖然時間頗短，但質素甚佳。並非『驚鴻一瞥』。」
本席同意許專員的陳詞見解。
40. 控方第一證人在庭上就該男子的描述及其作為是細緻及詳細的，雖然她在書面供詞就該男子的形容並沒有她在庭上所作的詳盡，她亦解釋了她當時不知悉須作那麼詳盡的描述。再者，一名男子自携環保袋外出，在本港並非常見。控方第一證人不單指出該名男子自携環保袋，更能指出是一個白色的環保袋。
41. 上訴一方指上訴人出門時所穿著的是一件「有圖案」的黑色T恤，他携帶的是「有圖案」的白色環保袋，控方第一證人並無提及T恤或環保袋有圖案，控方第一證人亦無提及疑犯有何特徵，因此裁判官不能說控方第一證人的描述與上訴人的外型是「一模一樣」。本席不接納此論點。控方第一證人所描述涉案偷竊者的外型、衣著與上訴人出門時的外型、衣著基本上可說完全吻合。
「26. 辯方亦批評控方第一證人是因為看見被告銀包內的被告照片先入為主地已認定被告為偷內衣的人，因此當警方故意安排她在警署外遇見被告，她便順理成章地將被告指出。法庭認為這個說法與案中證供完全不符。根據控方第一證人所說而辯方亦沒有爭議，當控方第一證人在警署門外將被告指出時，被告是穿着藍色上衣，藍色牛仔褲及沒有配戴眼鏡，而控方第一證人即日錄取的證人口供則指被告當日早上是穿着黑色上衣、下身穿着控方第一證人形容為『板仔褲』即長度過膝的短褲、揹着一個白色環保袋。控方第一證人的描述正正與被告當天早上出門時的衣着一模一樣。若控方第一證人是基於警方安排而認出被告而當日早上從沒遇到被告，那她有什麼可能得知被告當天早上出門時穿着什麼？怎可能知道被告當天早上正好揹着一個白色環保袋出門？被告早上出門時戴了眼鏡而下午往警崗時卻又沒戴，若控方第一證人早上沒有真的見過被告，她又怎知被告早上剛好有戴眼鏡？控方第一證人是在當日下午3時多錄取第一份證人口供，在該份口供中她已對偷內衣的人作出上述詳細的描述，而根據承認事實，警方是在案發後8天才從被告住所管理處檢取有關被告離家的閉路電視片段，控方第一證人絕不可能從其他渠道知悉被告當天早上外出時的衣着打扮，如果控方第一證人描述偷內衣的人外形衣着與片段中的被告有任何細微的不符，控方第一證人的認人證供可靠性便大打折扣，但事實是控方第一證人所形容偷內衣的人與被告當天被拍攝到出門的外形衣着甚至揹着環保袋等均一模一樣。法庭的結論是控方第一證人目擊偷內衣的必定是被告，而她亦必定是憑自己所見所聞如實作證，法庭確信她作出的證人證供是準確及可靠的。」
45. 雖然裁判官沒有明言控方第一證人有看過照片，亦無指出控方第一證人是忘記了她曾看過照片，抑或是說謊，但證供清楚顯示她在向警員描述涉案男子時已指出該人的外型衣著。上訴人在街上被控方第一證人認出時，他的外貌已經是截然不同：不同的衣服、無戴眼鏡。若案情顯示上訴人被認出時的外貌與照片顯示的相符，那麼控方第一證人是否曾經看過上訴人的照片會是關鍵之處。
47. 本席留意到控方第一證人確曾用「遊緊魂」、「靈魂出竅」這些字眼來形容她在街上兜截疑人，但她亦解釋了她用這些字眼是用來形容當時她不知道自己該行去哪裡兜截：「總之見到有人的地方就行埋去」、「亂咁行」。裁判官作為事實的裁斷者，有耳聞目睹證人的優勢。他接納控方第一證人的證言和她所作的解釋，本席並無理據干預。
「34. 辯方陳詞指控方第一證人是在警方刻意安排下遇到被告，因此控方第一證人辨認被告的證供不公平及不可靠。首先，基於法庭較早前的分析，法庭已清楚表明不相信控方第一證人會與警方合謀，至於二人碰面究竟是否警方單方面安排，即使考慮了辯方第一證人的證供，法庭依然認為警方根本不可能單方面作出如此安排。被告和辯方第一證人決定往那處等候不是警方能控制及預知，警方更不可能預知被告會何時再回到警崗，若被告決定吃完飯才去，那控方第六證人豈非要令控方第一證人在警崗門外徘徊不知到何時？根據法庭已接納的控方第一證人的證供，兜截的路線並非由警方設定，她只是在島上主要街道隨意行，警方根本不可能刻意令控方第一證人在警崗門外遇見被告。法庭認為辯方指稱警方安排被告和控方第一證人碰面是警方安排不合理及與證供不符，法庭不相信那是事實。」
49. 雖然上訴一方在本席席前再陳詞，指證據顯示「街頭認人」是警方故意安排，裁判官不應裁定祇屬巧合。但裁判官作為事實的裁斷者，他在耳聞目睹所有證人作證後，作出考慮和分析。誠然，裁判官無明確指出他如何處理上訴人妻子與控方第九證人證言的分歧，但裁判官是考慮了上訴人妻子的證供才作出裁斷警方不能單方面作出安排的。裁判官若能清楚顯示他如何處理有關分歧會更好。本席認為無理據干預裁判官就事實此裁斷。
50. 本席留意到雖然控方第十證人自言他相信銀包物主便是偷竊內衣的人，通知水警控制室通緝銀包物主，但證據顯示警方電台發出的通告並無上訴人的名字。裁判官信納控方第六及第九證人不知悉銀包擁有人被通緝，此舉並無不當之處。
「35. 辯方投訴警方沒有安排正式的認人手續對被告不公平，假如法庭接納控方第一證人已在街上對被告作出辨認，那控方根本毋需再舉行認人手續，因此辯方這個投訴不成立。至於街頭辨認是否可靠，法庭對控方第一證人的認人證供質素如何正作詳細分析，法庭不再重覆，簡而言之，控方第一證人是在事發後短短數小時後在街上認出被告，控方第一證人仍能清楚描述被告犯案時的打扮，亦能在街上認出裝扮已完全改變的被告，法庭認為控方第一證人的認人證供非常可靠。」
52. 在本案的案情而言，警方無安排列隊認人手續對上訴人來說並無不公，本席認同許專員就此範疇的陳詞見解。上訴一方引述的三宗英國案例是根據有異於香港的法例及工作守則裁定的。當然，本席不能排除是否有可能在某些情況下，在證人作出「街頭辨認」後警方仍須安排「列隊認人手續」，但以本案而言，本席認同裁判官的裁定，警方毋須再進行正式列隊認人手續。
「36. 辯方說本案全賴控方第一證人的認人證供支持控罪，這說法並不完全正確，法庭認為除了控方第一證人的認人證供外，本案尚有多項強而有力的環境證供，雖然單獨來看未必是直接證明控罪的證供，但將所有證供放在一起，法庭作出的推論必定是被告就是控方第一證人目擊偷竊內衣的人，那些證供包括：
(1) 被告本身並非坪洲居民，但偏偏證供指出他在事發前的短時間乘街渡來到坪洲，剛巧又是在案發後很短時間乘搭街渡回愉景灣；
(2) 即使不考慮控方第一證人認出被告一點，控方第一證人描述她目擊偷竊內衣的人，不論外型、身材、衣着甚至揹着環保袋等，均與被告當天早上外出時的情況一模一樣；
(3) 被盜竊的內衣與被告的銀包棄置在一起。
37. 若控方第一證人真的是錯認了被告，那法庭必須接受以下的事情有可能巧合地同時發生：
(1) 事發當日被告的銀包連同白色環保袋被一位樣貌、髮型及身型與被告相似，而衣着則和被告當天早上出門時一模一樣的人拾去或偷去；
(2) 那人沒有把被告銀包內的金錢及提款咭信用咭等有價值的物品取去並丟棄銀包，反而冒險把這些物品繼續保留，並繼續干犯另一罪行，到控方第一證人住所外偷取控方第三證人及控方第四證人的內衣；
(3) 控方第一證人及控方第二證人在下午12時30分左右再遇見那人，那人逃走後在垃圾站遺下被告的銀包及偷取的內衣；另一方面被告剛巧乘坐之後的第一班街渡由坪洲回愉景灣；及
(4) 被告在當日下午2:15分到愉景灣的警崗報失銀包時，只透露了他是約上午9時至下午2時在愉景灣一帶遺失了銀包，他竟又忘記向警方提及自己早上曾到過坪洲，因此銀包也有可能遺失在坪洲。
38. 會有一名與被告當日衣着相同，外型和他非常相似的人正好在當天拾去或偷去他的銀包本身已非常荒謬，法庭更無法相信所有事情有可能如此巧合地一同發生，例如假使被告當天早上穿淺色上衣出門或不是穿着板仔褲，或如他下午一樣沒有戴着眼鏡，或乘搭早一班船 (即下午12時20分) 離開坪洲，控方的案情便會有疑點，偏偏本案所有的證供均指向被告就是控方第一證人目擊偷取內衣的人。
39. 基於以上分析，法庭認為本案的證供非常充足，不僅有控方第一證人的認人證供，更有多項環境證供支持，小心考慮後，法庭滿意控方已在毫無合理疑點下證明控罪，法庭裁定被告罪名成立。」
上訴理由 (2)
57. 上訴一方指顯然裁判官在裁定上訴人罪名成立過程中，是考慮到上訴人出門時揹著白色環保袋，其後他的環保袋和銀包與內衣同時在垃圾桶出現，但上訴人回家時已經沒有環保袋。既然案中沒有證據顯示環保袋是和銀包、內衣一起放置在垃圾桶內。裁判官在受到主控官提醒後指稱「搞錯咗」，裁判官並無在裁斷陳述書中解釋為何他早前考慮了一些不是證供的事實，因此定罪不安穩。
答辯人回應
討論
「… 三、被盜竊的內衣與環保袋及被告的銀包棄置在一起；四、被告回家時的確沒有孭著任何環保袋。
若控方第一證人真的是錯認出被告，那法庭必需接受以下的事情有可能巧合地同時發生，一、事發當日被告的銀包連同白色環保袋，被一位髮型和身型與被告相似，而衣著則和被告當天早上出門是一模一樣的人拾去或偷去；…」
在書面裁斷陳述書第36 段，裁判官改為：「被盜竊的內衣與被告的銀包棄置在一起。」
「MISS LAU：法官閣下，喺你未判刑之前，我想有少少嘢想問清楚法官閣下，因為我正話聽嗰個你嘅判詞嗰陣時候，就比較講得快，我想知道係咪法官曾經講過，話嗰個環保袋係咪同埋個銀包一齊起回呀？因為似乎係冇呢一方面咁嘅證供，個環保袋係…
官：唔係環保袋，係個銀包同埋拾回嗰啲被盜嗰啲胸圍。
MISS LAU：胸圍，哦，唔好意思，係嘞，我以為你講環保袋。
官：唔包含個環保袋。
MISS LAU：係呀，可能係我聽錯咗。
官：唔該。我睇下我有冇寫錯。
MISS LAU：係，因為我好似聽到類似。
官：如果係嘅話，係我寫錯，我睇睇先。
MISS LAU：辯方律師都聽到呢一句。
官：哦，sorry，咁我修正吖，嗰個我搞錯咗，應該係被盜竊的內衣及被告的銀包棄置在一起。唔該晒。
MISS LAU：係嘞，冇錯，係。」 (本席加粗線強調)
61. 雖然表面看來，裁判官在作出口頭裁決時是明確指出上訴人的環保袋是和銀包一起棄置，但當主控官問裁判官時，他的「即時」反應是「唔係環保袋」，是銀包和胸圍。若裁判官在作出考慮時已經錯誤認定環保袋是與銀包放在一起，那麼他的即時反應應該是「環保袋係同銀包及胸圍」放在一起的，而並不是立即說「唔係環保袋」。裁判官亦在控辯雙方均向他指出他確曾說過環保袋是與銀包放在一起後，他才說他會修正的。可見裁判官是說錯了。裁判官在宣讀裁決時有書面判詞，那麼裁判官亦可能是手民之誤，錯將「環保袋」包括在垃圾桶內被發現的物品。
(張慧玲)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 |
控方： 由律政司署理高級助理刑事檢控專員許紹鼎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
辯方： 由張柱才律師事務所轉聘資深大律師李柱銘及大律師李祖詒代表被告人
(I)
Defendant's application for leave to appeal to Court of Final Appeal refused by
Court of Appeal. Please refer to HCMA30/2011 Dated 22 July 2011 (II)
Application by the Defendant to Court of Final Appeal against his conviction an
both the substantial and grave injustice limb and the point of law limb
dismissed. Please refer to FAMC41/2011 dated 6 December 2011
HCMA30/2011
IN THE
HIGH COUR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Appellate
Jurisdiction)
MAGISTRACY
APPEAL NO. 30 OF 2011
(ON
APPEAL FROM ESCC 3511 OF 2010)
---------------------------
IN THE
MATTER of an application for certificate by the Applicant, pursuant to
sections 31(b) and 32(2) of the Hong Kong Court of Final Appeal Ordinance,
Cap. 484
|
|
and
|
IN THE
MATTER of the decision of The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dated 12th day
of July 2011 in High Court Magistracy Appeal No. 30/2011
|
---------------------------
BETWEEN
HKSAR
|
Respondent
|
|
and
|
||
MA HO
FAI (馬浩輝)
|
Applicant
|
---------------------------
Before:
Hon Barnes J in Court
Dates of
Hearing : 22 July 2011
Date of
Judgment: 22 July 2011
-----------------------
J U D G
M E N T
-----------------------
1. The
applicant was found guilty after trial of one count of theft, contrary to
section 9 of the Theft Ordinance, Cap. 210. He was fined $3,000.
The applicant appealed against the conviction and I dismissed the
appeal on 12 July 2011.
2. By
a Notice of Motion, the applicant applies under section 32 of the Hong
Kong Court of Final Appeal Ordinance, Cap. 484 for a certificate to
certify that a point of law of great and general importance was involved in my
decision.
3. Sections 32(2)
and (3) of Cap. 484 provides:
“(2)
Leave to appeal shall not be granted unless it is certified by the Court of
Appeal or the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as the case may be, that a point of law
of great and general importance is involved in the decision or it is shown that
substantial and grave injustice has been done.
(3)
Where the Court of Appeal or the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declines to certify as
mentioned in subsection (2), the Court may so certify and grant leave to
appeal.”
4. The
alleged point of law as amended is amended so-framed:
“Where
an identification parade should have been held by the police during the
investigation of a crime, but was not held for reasons not attributable to the
accused, is it the duty of a court sitting without a jury to direct itself that
the accused was thereby deprived of a powerful point in his favour, in that he
had lost the potential advantage of an inconclusive identification parade?”
5. The
question posed is based on the premise that “an identification should have
been held but was not held”, which was totally contrary to my finding.
I found (at para. 52 of my judgment) that on the facts of the
present case there was no need for the police to hold a formal identification
parade. Whilst I did not rule out the possibility that in certain cases,
the police may still have to hold a formal identification parade after a
“street identification”, the present case was not one of them.
6. In
my judgment, the question posed does not amount to a point of law involved in
my decision, let alone a point of law of great and general importance.
7. I
therefore refuse the application.
(Judianna
Barnes)
Judge of the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High Court |
Mr
Martin Hui, Ag. SADPP of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for the Respondent
Mr
Martin C.M. Lee, instructed by Messrs JCC Cheung & Co., for the Applicant
Application
for leave to appeal against conviction was dismissed. See FAMC41/2011 dated 6
December 2011
2011年12 - 07 05:25
明報
【明報專訊】前執業大律師馬浩輝於去年5月，在坪洲偷竊女村民胸圍，早前在審訊後被裁定盜竊罪成罰款。馬不服定罪，上訴被駁回，馬再接再厲，昨向終審法院申請上訴許可，但再被拒絕，正式為案件寫上句號。馬浩輝昨有到庭旁聽，其後戴上口罩離開。
馬浩輝曾任職記者及大專院校講師，案發時是執業大律師，他於事發後已主動申請撤銷大律師執業資格。案情指去年5月，馬浩輝在坪洲偷取女村民的一個價值360元的白底紅邊胸圍；其後另一女村民在附近垃圾桶發現馬的銀包，遂報警求助。
【案件編號︰FAMC41/2011】
FAMC No.
41 of 2011
IN 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MISCELLANEOUS
PROCEEDINGS NO. 41 OF 2011 (CRIMINAL)
(ON
APPLICATION FOR LEAVE TO APPEAL
FROM
HCMA NO. 30 OF 2011)
____________________
Between:
MA HO
FAI (馬浩輝)
|
Applicant
|
|
- and
-
|
||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
Respondent
|
____________________
Appeal
Committee:Chief Justice Ma, Mr Justice Chan PJ and Mr Justice Ribeiro PJ
|
Date
of Hearing: 6 December 2011
|
Date
of Determination: 6 December 2011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 E T E
R M I N A T I O 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r
Justice Chan PJ:
1. The
applicant applies for leave to appeal against his conviction of theft on both
the substantial and grave injustice limb and the point of law limb.
2. The
evidence against the applicant came from PW1 and a host of circumstantial
evidence. It is pertinent for the purpose of this application to refer to the
evidence which was accepted by the magistrate.
3. The
applicant was seen by PW1, a resident in Peng Chau, to have stolen a brassiere
from her neighbour’s washing line. His wallet containing his name card,
photographs and other items was found on top of the stolen item in a refuse bin
at a nearby collection point. In her statement to the police a few hours later,
PW1 gave a description of the applicant, his hair style, his clothes and his
spectacles and mentioned a white reusable bag he was carrying at the time. This
description matched what appeared in the CCTV recording retrieved from the
elevator of the applicant’s residence in Discovery Bay. The applicant was also
seen by the operator of the ferry from Peng Chau to Discovery Bay as having
difficulty in finding enough change to pay for the ferry fare. However, when
the applicant reported loss of his wallet, he told the police he lost it in
Discovery Bay, but did not mention that he had been to Peng Chau earlier that
day. Finally, the applicant was identified by PW1 in the street when he was on
his way back to the Peng Chau police post to collect his wallet,
notwithstanding that at that time, he had changed his clothes and taken off his
spectacles. The police did not hold any formal identification parade.
4. The
applicant did not give evidence but called his wife to testify as to what
happened when they went to the Peng Chau police post to collect his wallet.
Needless to say, the identification evidence was hotly disputed. But it is fair
to say that apart from PW1’s evidence, the circumstantial evidence was very
strong. At the end of the day, the magistrate was satisfied to the requisite
standard that PW1 was honest and reliable and that the applicant was the person
who committed the theft in Peng Chau.
5. In
submitting that the applicant has suffered substantial and grave injustice, Mr
Martin Lee SC contends that the trial magistrate was wrong in handling the
identification evidence and the appeal judge had failed to correct the
magistrate’s errors. Counsel levelled various attacks on PW1’s evidence
suggesting that PW1 had lied when she denied she had looked at the applicant’s
photographs in the wallet and that she was unreliable at the street encounter because
she appeared to be saying she did not know what she was doing at the time. Mr
Lee also complains that the magistrate had failed to hold that this was a case
of a “fleeting glance” and that the street encounter when the applicant was
identified by PW1 was engineered by the police. It is submitted that the
failure to conduct a formal identification parade had deprived the applicant of
the chance of a negative identification by PW1.
6. These
submissions had been raised before the trial magistrate and argued again fully
and at length before the appeal judge. We do not propose to deal with these
submissions. We are satisfied that the magistrate and the judge were well aware
of the inconsistencies and weaknesses in the prosecution evidence raised by these
submissions and had carefully considered and sufficiently dealt with them in
the Statement of Findings and the judgment. They were perfectly entitled on the
evidence to have come to the conclusions which they did. As we have previously
emphasized, 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 does not function as a second appellate
court and certainly not as a third tier of trial court. The test for granting
leave is not, as counsel seems to suggest, whether the conviction was unsafe or
unsatisfactory, but whether there is any departure from accepted norms so
serious as to require intervention by the final court. On the evidence, we do
not think it is reasonably arguable that there is any departure from accepted
norms or that the applicant has suffered any substantial and grave injustice.
7. Mr
Lee also raises two points of law which he submits are of great and general
importance. They relate to the failure of the police to hold a formal
identification parade. Counsel relies on the statutory provisions in the
English Police and Criminal Evidence Act 1984 and the decided cases on these
provisions. He submits that the Hong Kong courts should adopt a similar
approach and hold any breach on the part of the police to be unlawful. We do
not think these English provisions and authorities are helpful to the
applicant’s case. First, there is no equivalent statute in Hong Kong. Secondly,
the possible effect of a failure to hold a formal identification parade on the
accused must, as Mr Lee accepts, depend on the facts of each case and the determining
factor must be whether there has been any unfairness to the accused. Having
regard to the circumstances of this case, the magistrate and the judge did not
consider that there is any unfairness to the applicant in the police not
holding a formal identification parade in this case. We see no reason to
disagree with their conclusions.
8. For
these reasons, we are of the view there is no merit in this application which
must be dismissed.
(Geoffrey
Ma)
Chief Justice |
(Patrick
Chan)
Permanent Judge |
(R A V
Ribeiro)
Permanent Judge |
Mr
Martin Lee SC and Mr Joseph Lee (instructed by Messrs JCC Cheung & Co) for
the applicant
Mr
Martin Hui (of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for the respon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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